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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6月9日星期二

歷史畫面：2019年6月：香港反送中遊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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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6月4日星期四

六四事件31週年還原當年天安門現場

來源：公視P#新聞實驗室

https://newslab.pts.org.tw/news/215

圖｜達志影像　文｜林建勳

六四事件31週年老照片還原當年天安門現場

結論先講

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31年，中國官方一直以來聲稱「1989年6月4日解放軍清場，沒有人死亡」，但仍有一群天安門母親引頸期盼，希望當年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孩子，能夠平安歸來。

1989年6月4日，天安門廣場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我們也僅能從目擊者和一張張無聲的照片，稍微拼湊出現場的樣貌。

永遠等不到孩子的「天安門母親」

「5月22日到6月3日，我們接到的命令是『不要向群眾開槍，誰要向群眾開槍，會對歷史負責』，但6月3日下午，我們接到的命令是『要不惜一切代價，到天安門廣場集合』。」時任解放軍39軍中尉李曉明這樣回憶著。

當年，李曉明的部隊116師師長選擇消極抵抗上級命令，直到6月5日116師才進入天安門廣場，那時廣場上僅剩帳篷、彈孔、灘灘血跡和坦克車壓痕，不見任何屍體，宛如中國官方一直以來聲稱的：「1989年6月4日解放軍清場，沒有人死亡」。

但另一位六四事件的參與者，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的吳仁華，卻一一細數在天安門廣場已知的罹難者。中共當局堅稱「天安門廣場無人傷亡」，但根據吳仁華的研究，死傷最嚴重的地區，其實是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圍，一具一具的屍體，堆疊在一起，若用「血流漂杵」形容，似乎也不為過（照片恐引發不適，慎入）。

從數字看六四起因

故事要從1989年4月15日的北京說起，被譽為「中國改革派領袖」的胡耀邦逝世，引發學生悼念，各地紛紛出現小規模的學生聚會。慢慢地，在部分學生的一呼百應之下，上千人湧入天安門廣場，呼籲政府改革。

當時中國對社會新鮮人採「包分配」的制度，由中央統一配給工作，但許多大學畢業生無法順利分配到工作單位，有將近５千人需要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再分配，「畢業即失業」的茫然與恐懼，佔據大學生的心理。

此外，台灣記者楊渡在《天安門紀事》一書，引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資料，在1986年到1987年間，中國大學生閱讀馬克思著作的比例僅占23.8％；不想讀、不感興趣、很反感占16.3％，逾半數人則是想讀但未讀，楊渡將這份報告，解讀為馬克思主義影響力的逐步衰退。且當時的大學生，對共產黨貪汙腐化的現象相當悲觀，89.4％不相信短時間內黨風能好轉。

對政府失望、對未來徬徨、對改革期盼，種種因素讓上百萬人齊聚天安門廣場，希望中共當局聽到人民的聲音。但黨中央與學生幾次交涉未果，學運人士內部意見分歧，終於讓中共鐵了心，要拿回天安門廣場的統治權。

揚名國際的「坦克人」

中共對學生運動的不耐煩，最早可以從1989年4月26日的一篇社論〈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〉看出端倪，社論中將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，定調為「推翻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」。

當各地軍隊前往天安門廣場駐紮時，誰都沒有想到，「不准對人民開槍」的命令，會一夕驟變，大量的坦克車與解放軍衝入天安門廣場，連李曉明也用「屠殺」來形容當天發生的事件。

其中最有名的，莫過於一個人擋在坦克車前面的照片，網路上稱他「坦克人」，他用肉身阻擋坦克前進，但這位「坦克人」現在是生、是死，沒有人給得出答案。

六四之後

除了王丹、吾爾開希等知名的學運領袖，隨著六四最常被提到的名字，就是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，他因為六四事件遭當局關押20個月。若細細讀起他寫的《末日倖存者的獨白─劉曉波的「六四」回憶錄》，不難看出他對當時的學運有諸多不滿，有時也覺得學生的訴求太過幼稚、空洞，但他卻憑著一腔熱血，放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，毅然決然地回國參與這項學運。

一生致力於中國改革的劉曉波，因為起草《零八憲章》鋃鐺入獄，餘生都在獄中度過。31年過去了，「六四」依然是中國防火牆內不能說的禁語，即使台港兩地每年都會舉起燭光，哀悼那群天安門廣場上的亡靈，但中國對於自由、民主、改革等「雜音」的箝制，卻是有多無減。